智通财经APP获悉，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市场正经历一场“订单强反弹”与“运力过剩隐忧”之间的深刻博弈。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新签液化天然气船(LNGC)建造合同达35艘，较2025年全年仅37艘的水平大幅跃升，新造船市场结束了长达一年的低迷期。
在经历了2025年的周期性低迷后，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建造市场正迎来强劲的订单复苏。这一复苏不仅源于上游产能扩张带来的物理需求，更折射出全球能源贸易路线在战争阴影下的深层重构。本轮订单复苏的核心逻辑，在于上游产能投放、船队更新迭代以及贸易模式转变的三重叠加。
三重因素驱动LNGC订单爆发
2026年一季度LNGC订单的强势反弹并非偶然，而是三大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上游液化产能的爆发式扩张。据Wood Mackenzie全球LNG首席分析师Fraser Carson透露，2025年全球获批新增LNG产能约7200万吨/年，未来三至四年仅美国就将新增逾1.2亿吨/年的LNG供应。美国、非洲、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地液化项目的陆续投产，将从源头上催生LNGC运力需求。Drewry LNG航运首席分析师Pratiksha Negi指出，上游产能释放叠加业界对燃油效率的持续追求及老船拆解更新步伐的加快，共同助推本轮订单回升。
进而，美国LNG产能的上升带来贸易模式的结构性转变。美国LNG产能的壮大，推动了以“船上交货”加目的地灵活变更为核心的贸易模式。Fraser Carson指出，这种模式允许船舶在航行途中临时改道，虽然提升了贸易灵活性，但也导致船舶周转周期拉长，从而在同等运量下“消耗”更多船舶运力。这种贸易模式的转变直接刺激了船东的扩张欲望——全球最大LNGC船东、日本的商船三井已明确规划，在2035年左右将其船队规模从当前的107艘扩展至约150艘。
此外，老船淘汰周期的加速到来也提振了需求。以蒸汽轮机为动力的LNGC正加速被淘汰。据Drewry数据，2024年蒸汽轮机船拆解量达到创纪录的15艘，自2022年以来拆解节奏持续加快。国际海事组织提出的一揽子减排框架正在倒逼行业向LNG双燃料动力船舶加速转型，这为新造船注入了持续的替代性需求。据Fearnley LNG统计，2026年一季度已有四艘2004至2005年建造的LNGC被出售拆解，拆解年龄仅21至22年，标志着“更年轻拆船”的趋势正在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6年初，全球在运LNGC船队规模已逾700艘，而手持订单量约400艘，占现有船队比例约50%，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新造船价格走势是判断行业景气度的另一关键指标。174,000立方米级LNGC的新造价格在2025年2月曾触及2.65亿美元峰值，此后回落并已连续数月维持在约2.48亿美元附近。但从近期订单看，HD韩国造船海洋2026年1月接获的4艘20万立方米级LNGC订单，单船造价约2.6亿美元，较标准船型明显溢价。
伊朗冲突带来不确定性：航程拉长利好，还是运力过剩隐忧?
基本面虽然强劲，但伊朗战事给市场带来了相互矛盾的信号。2026年3月，受美伊冲突引发供应中断恐慌影响，大西洋航线LNG现货运费一度飙升七倍，两冲程主力船型日租金最高触及30万美元/天。这一涨幅随后虽已大部回落，但截至3月底，两冲程船型日租金仍维持在约9.5万美元/天，较2月的低位维持了2至2.5倍的溢价，显示市场在供需错配中完成了价格中枢的结构性抬升。
然而，地缘政治的另一面更值得警惕。伊朗供应中断正迫使亚洲买家转向大西洋盆地寻求替代气源，这拉长了航行距离，短期提振了运距需求。但Fraser Carson警告称，战争同时将卡塔尔1280万吨/年的产能置于三至五年的生产延期风险之中。问题在于，卡塔尔当前持有逾100艘LNGC，并计划在未来三至四年新增70至80艘新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也计划在36个月内将船队规模翻倍至18艘。这些新造船原本指定服务于在建LNG项目，而项目一旦延期，大量船舶将被迫转向转租市场，从而对运费构成沉重下行压力。
2026年全球LNGC交付量预计将达90至100艘，创历史新高。据Drewry数据，2026年将有约94艘新船入列，2027年另有92艘。在液化产能尚未全面释放之前，运力过剩问题将持续存在。
当前LNGC面临的最核心矛盾，并非“有没有需求”，而是“需求何时落地”。Drewry预计2026年全球LNG船队规模将增长约10%，但同期液化产能增速仅约8%，贸易增速更仅有约6.4%，供需增速差将继续对运费构成压制。不过，随着新液化产能在下半年逐步进入投产阶段，供给侧压力有望边际缓解——Drewry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有约2700万吨/年的新液化产能集中释放，届时运力过剩状况可能出现初步改善。
地缘政治风险仍是最大的外部变量。伊朗战事的发展路径——卡塔尔产能是否进一步延长停产、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否持续受阻——将直接影响运费中期的供需平衡。而更宏观的风险来自美国LNG出口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能源转型节奏的干预。